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 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

蒋寅

“重写文学史”口号的提出

如果说文学史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语言表达的历史，那么文学史研究就是人们对自己文学史的认识和反思。这种认识和反思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因人类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的改变而改变，于是就产生不同时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欲求。日本在五十年代出现以“追寻日本民族的悲观哀乐的表现”（中野重治《日本文学的诸问题》）和恢复民族的创造性（竹内好《国民文学论》）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要求[1]，台湾学术界也在八十年代中期发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，据说是受大陆的影响。而中国大陆对文学写作的反思是在八十年代初期，八十年代后期在新方法讨论的学术背景下明确提出“重写文学史”的口号，其明确标志是1988年《上海文论》杂志开辟的“重写文学史”专栏。这一口号的提出，无疑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人文、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、学术转型和知识增长密切相关。思想解放直接引发文学观念的变革，并带来文学理论的重构。而学术转型则导致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三个新趋向：（1）学术观念由逻辑回归历史；（2）学术视野由文学扩展到文化；（3）学术史思潮蓬勃兴起。学术观念的变化带来对文学史知识和文学史框架的新认识，学术视野的扩展带来对文学史内容的新阐释和新估价，学术史的回顾带来对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反思和学术规范的重构。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急速的知识积累和更新，迫切要求文学理论加以概括和提炼，同时也要求文学史加以整理、综合和容纳，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，重写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的热潮达到顶峰，据我粗略统计：1988年出版文学概论十七种，文学史三十五种；1989年出版文学概论十四种，文学史三十八种。进入九十年代后，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达到高潮，1990年出版文学史三十一种，1991年三十七种，1992年三十五种。最近出版的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也是这股热潮的成果之一，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十四卷本文学史将是其光荣的尾声。从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诞生至今已逾百年，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及其成果本身已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，于是以研究文学史的写作为目标的文学史学应运而生，从九十年代以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。近十年过去，“文学史学”已进入实际的建设阶段，相当一部分学者投入其中，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努力。作为一个关心“文学史学”并参与建设的学者，回顾这门学科十年来走过的历程，欣慰之余，也有一些想法。

走向文学史学的步履

回溯文学史学的发生，自可以文学史著作产生之日为其原点。但从学科的自觉意识来说，其象征性的起点似乎是1983年7月至10月《光明日报》开展的文学史编写讨论。这次讨论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是关于文学史的目的、宗旨，主要意见还是我们熟悉的内容，认为“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文学使学科，它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途径的科学”（张碧波《文学史研究端断想》，8月2日），“通过对作家及作品的描述，显示一定民族、一定时代的文学的规律”（禹克坤《文学史与文学规律》），“它的最高任务是探索、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”（宁宗一《文学史要探索文学史的发展规律》，7月19日）。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林岗的意见，他将文学史分成两种类型，一种是叙述性的，“将文学发展历程当作实体性的知识来思考历史”；一种是解释性的，“对文学发展历程进行‘理性重组’，对其演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，历史的叙述在这里已包含了第二级的评说”（《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》，9月27日）。这种分别其实只能在理论上成立，实际操作中一定倒向后者。但在当时，林岗的这种分别却的确代表着学术界对文学史性质的对立看法，也就是困扰着学术界的文学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问题。若干年后，人们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拉开了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序幕。

在《光明日报》的这场讨论中，只有胡小伟提出的文学史应该“成为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，能够反映学术界各种成果的综合性著作”（《文学史要有多层次结构》，7月26日），触及文学史朴素的本质，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为人们采纳。所以尽管文学史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，尽管文学史著作出版得很多，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文学史著作并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新面貌。